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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陵兰谈起：对领土观念在对

外传播中作用的考察

———从历史和宗教视角比较中国、丹麦民众的领土观念

崔远航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从领土观念出发，把握不同文化中民众的认知心理，从而

寻求在领土问题上的对外传播技巧。本文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和宗教的

角度出发，通过研究丹麦民众对格陵兰岛的态度，了解丹麦民众领土观念的大致情

况，并将它与中国民众领土观念相对比，找寻二者在领土观念上的认知差别，并由

此提出有关领土问题的对外传播技巧的建议，以求能够更好地争取国际舆论。本

文认为，鉴于属于欧美文化的丹麦民众的认知特点，中国在论述涉及领土问题及领

土归属的合理性原因上，应弱化历史背景和血缘因素，而更多强调该领土上居住民

众个人意志与国家观点的一致，即维护统一。

关键词：领土观念　历史起源　基督教　儒家思想

引　言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由此现象而起：丹麦民众对于属于其管辖范围的格陵兰岛态度令人深思，

在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Ａｒｔ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一书中，作者就直言：“现今丹麦人主要都将格陵

兰岛看作属于格陵兰人自己的岛屿。”［１］在丹麦求学期间，笔者接触到的丹麦人对

于格陵兰岛的态度亦是：“格陵兰想要自治，我们就给他们自治。”然而，在亚欧大陆

板块的另一端，绝大多数的中国普通民众对于国家领土范围则极为关注，“大中

华”、“大一统”的观点普遍存在。

基于此，本文将致力于讨论以下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中、丹两国普通民众的

领土观念有如此巨大差异？在之后我国争取在涉及领土问题上的国际舆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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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些原因能否有借鉴作用，有助于更好地进行对外传播？

（二）问题的意义和可行性

由于历史、宗教等各种因素的不同，不同国家的民众在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

都有所差异。因而在面对同一问题时不同国家的民众其观点亦有可能不同。在全

球交流日益频繁的现今，国际舆论已不再限于由民族国家政府、国际上有影响力的

媒体掌控者形成，个人性和互动性大大增强的网络，更使得普通民众的意见、观点

在国际舆论的形成过程中举足轻重。因而当需要在领土问题上争取国际舆论有利

形势时，不仅需要摆明己方的态度观点，更需要针对国外受众心理、观念特点，有技

巧地进行传播，来取得最佳传播效果［２］。

本文研究目的即是致力于此。作为大中华文化圈代表的中国和身处西方文

明［３］的丹麦，两国人民观念的不同必定造成在同一问题上的认识差异。如果不能

很好把握对方的认知、思考模式，而只是一味从己方利益出发进行对外传播，很难

保证取得最佳传播效果。

因而对于一些牵涉到领土问题时东西方民众所持态度的迥异，本文认为有必

要进行探讨。为了更客观地寻求不同领土观念背后的原因，本文决定选取丹麦格

陵兰岛作为主要讨论对象，分析丹麦本土民众的领土观念，并与中国固有的领土观

念进行比较分析。

（三）研究角度和方法

在探讨普通大众而非政府官员、决策层的态度观点时，本文将关注点放在历

史、宗教这两个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中常被讨论的因素上，而非经济、政治等宏观

因素。

比较分析是本文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丹麦历史和宗教上的不

同进行分析，并与这两国民众对其领土观念相应，本文将寻求形成不同领土观念的

历史和宗教因素，并试图由此找到与欧美领土观相应的传播技巧，以便在将来的领

土问题上达到更好的对外传播效果。

一、一国历史对民众领土观念的影响

（一）定义领土观念

“领土”本身属于政治领域概念，在国际法中，它被定义为一个国家的陆地、河

流、湖泊、内海、领海以及它们的底床、底土和上空（领空），是主权国管辖的国家全

部疆域。“领土观念”是指一国民众对本国领土持有的态度和看法。本文考察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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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陵兰谈起：对领土观念在对外传播中作用的考察

的领土观念，则主要集中考察以下情形中的态度：本国领土一部分意图独立为单一

国家。

前文提到格陵兰岛隶属丹麦，近年来有独立倾向，中国亦有自身领土问题亟待

解决。但丹麦本土和中国大陆民众对各自有独立意向的土地持有完全不同的态

度。前者对格陵兰岛的独立表示支持或者无所谓，后者则坚定不移地对这一意向

表示抗议和反对。

（二）历史对塑造人们观念有重要作用

本文认为，一国历史对人们价值观、世界观等的形成和塑造具有重要作用，这

也是本文展开分析的一大前提。

在各种跨文化交流或对外传播研究中，不少学者都认同历史传统对人们观念

形成的重要作用。学者Ｓａｍｏｖａｒ在论述历史的作用时，将其看作是构成文化的深

层因素之一，他还以美国为例，认为美国历史告诉所有年轻人，谁都可以做总统［４］。

而在讨论中国历史和观念的联系时，学者　Ｍａｔｏｃｈ认为，当下中国人很多的价

值观和信念都扎根于历史传统［５］。历史对人们观念的影响是在潜移默化中产生

的，人们在日常生活行为中会不经意地体现出这种影响力的存在。

二、中国、丹麦历史对其国内民众历史观念的影响

（一）朝代更迭的中国与持续单一王朝的丹麦

纵观中国和丹麦历史，仅从朝代更迭以及疆域范围上来看，二者就有巨大

不同。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自夏、商、周以来朝代更迭无数。秦统一六国常被看作

是开启了中国大一统的篇章。自夏启开始，中国古代一直奉行世袭君主制。但几

千年来，没有一个姓氏能够统治千年。更不用说诸如五代十国等时期，诸国并立、

群雄纷起，国家名号频繁更换。从这个角度来说，并没有一个统一、单一的王室在

中国存在。纵使一个朝代开创之初会有前朝遗老遗少不肯忘怀，但政权稳定之后

人们仍然会在新的王权下安居乐业。

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的版图。尽管先前各朝各代并没有以“中国”出现，但秦朝

以来统一的格局成了历史的主流［６］，在整个格局漫长形成的过程中，都是以黄河、

长江一带流域为根基不断外扩的过程。地区性的多元统一，伴随着多民族的融合，

最终形成稳定的中国版图。

尤其是古代中国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少有外来战争，内部战争的结果往往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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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学术（第三辑）

稳定版图的形成。因而对于中国民众来说，疆域版图的概念要远远强于朝代，从现

今常用的短语“自古以来便是我国领土”就可见一斑。

而丹麦自从教化以来，可追溯到的最早的王室是国王Ｇｏｒｍ　ｔｈｅ　Ｏｌｄ（死于公

元９５８年），之后一直实行限于皇族内部的选举式君主制（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到

１６６０年左右，国王Ｆｒｅｄｅｒｉｋ Ⅲ 改制，在丹麦和挪威实行世袭君主制（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直到１８４９年６月５日在议会的要求下，ＦｒｅｄｅｒｉｋⅦ才开始实行君主立

宪制（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７］。

由此可见，一千多年来丹麦一直维持着单一的王室统治，无论君主手中的权力

大小如何变化，形式上的最高统治者永远是血统纯正的丹麦王室。丹麦民众对于

王室的支持和尊敬一直持续至今，这也是当初实行议会制时并未废除君主形式的

一个原因。

与此相对，是丹麦领土的变化。早在维京时代，丹麦国王就统治着维京大部分

广阔区域［８］。但到了１０世纪，丹麦国王势力渐微。之后直到１９世纪，各种战争中

丹麦战败居多［９］。翻看丹麦王国历史，丹麦曾在１０１６年攻占英格兰全境，并建立

了版图包括挪威、英格兰、苏格兰大部和瑞典南部的“北海大帝国”，但１０４２年此帝

国就瓦解了。到１４世纪中叶，丹麦曾征服挪威和瑞典，统一北欧，但到１５２３年丹

麦和瑞典之战中，瑞典战胜，再次独立。１６世纪中期的多次战争，丹麦不断割地，

疆土日蹙。后来的三十年战争期间，丹麦全境曾被瑞典占领。

因而，从疆域上来看，从９６５年丹麦“教化”后至今仍属丹麦的领土屈指可数，

其他领土都有“割让”或“回归”的历史。其国土界线并不稳定，常有反复变更。

从上述可见，中国民众的疆域／领土观念较之王室／朝代要强，而对于丹麦民众

来说，稳定不变的只有丹麦王室。

（二）“多元一体”民族的中国与单民族的丹麦

中国有５６个民族，汉族占绝大多数。丹麦亦是以丹麦人为最大种族，移民和

德国人、格陵兰岛上的因纽特人等占少数。两者看来似乎都是有一绝对多数民族，

然而丹麦的绝对多数民族却是历史延续下来的血统等几乎没有变化的斯堪的纳维

亚人，中国现今的汉族则早与多族融合，最后统称“汉族”。

在费孝通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将“多元一体”定义为：汉族离不

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总的民族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互相分不开而

又互相有区别。各民族插花分布，文化和血统相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１０］。正

如此书中所称，汉族形成后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开始向周围的各族辐

射，把他们吸收为汉族的一部分［１１］。

中国历史上的数次大迁移以及后来各国之间的战争，使得人口进一步融合，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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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早非原先黄河中游发源初期的华夏族团。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与统一多民

族中国的发展过程相联系的，它既是多民族的多元发展，又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体

发展，两者相辅又相成［１２］。因而现今中国民众作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要远强于

作为“汉族”的认同感。

现在的丹麦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国家［１３］，五百多万人口中仅有二十万移民，

绝大多数人又受洗皈依本国国教，语言也单一，人种绝大部分都是斯堪的纳维亚的

北欧人种。丹麦的居民代表着欧洲的从未遭受大规模侵略或人口迁移的少有的几

个民族之一［１４］。

然而偏居一隅的格陵兰却和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丹麦本土不同。其居住

的因纽特人并非身材高大、白皮肤、发色浅淡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而是黄皮肤、黑发

黑眼。至今史料上有早期北欧人到格陵兰的记录，但终究在１４世纪末这些北欧人

由于不知名的原因趋向灭绝［１５］。现今格陵兰岛上的居住民就是和丹麦本土不同

族的因纽特人。

由此可见，丹麦本土居民的认同感仅限于丹麦自身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而格陵

兰岛上居民的认同感则来源于其因纽特人自身。中国的民族认同感则以一体性

“中华民族”出现。

（三）农业兴盛的中国与“维京人”的丹麦

古代中国发源于黄河长江一带的平原之中，然而对于丹麦来说，山地、湖泊、岛

屿众多，少有平原。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两国文明发源不同，人们的性格特征也有

着明显不同。

１．中国保守、重视家族的“乡民”

国内外的研究中，“乡民”常用以形容一种社会制度，而不指特定时间及地域内

的农民。但鉴于农业和农民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地位，亦有学者将中国农

民从“乡民”的角度进行分析［１６］。

任何地域或国家，都曾有一段时间，其人口主要由农民构成。凡是农民成员百

分比大的时期愈长，农业对该社会国家的影响也愈大。在中国的社会结构里，农民

占全民百分比大的时间特别长［１７］，因而中国受乡民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

自文明曙光时期，即从新石器时期发展到青铜器时期，中国已经在黄河中游形

成它的前身———华夏族团，自夏、商、周三代从东方和西方吸收新的成分，经春秋战

国的逐步融合，到秦统一了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平原地带［１８］。而这平原地带民

众的主要生活方式就是农耕。

几千年来的农业社会，更突出了乡民的保守与强烈的家族意识与亲属关系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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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学术（第三辑）

点［１９］。有规律的耕作和土地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使得人们对土地固守、安

土重迁。唐君毅先生在论述中国农业生活时便称：“商业之生活，必使人倾向于外，

多所希慕于人，而自我中心之情显。农业之生活，则使人倾向于内，重尽己力，求人

我各安其居，互不相犯之愿浓。”［２０］由土地联系起来的家族更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

重要作用。人们的集体主义观念在早期农业经济中产生，并被后期的儒家学说进

一步加强［２１］。这点在后面的宗教分析中会进一步讨论。

２．丹麦冒险、重视个人声誉的“维京人”

“维京人”通常用来泛指生活在８世纪中叶到公元１０６６年之间的所有斯堪的

纳维亚人［２２］。

早期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人，虽然也靠饲养家畜、耕种田地实现自

给自足，但是由于可以耕种的肥沃土地极少［２３］，随着造船技艺的精湛，海成为大部

分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从那时候起，那些生活在北方山地国家的居民更多的

时间都在江河湖海间穿梭往来，寻找鱼群和商贸往来的机会［２４］。

“维京人”被认为天性喜好冒险，而海上的掠夺和商贸经营更进一步激发他们

的天性。从８世纪到１１世纪，维京人的足迹遍及欧洲北部、东部大部区域，不少维

京人后来在当地安家置业。从严格意义上说，“维京人”意味着“掠夺者”，做“维京

人”就意味着要去海上远征以获取财富和声望，这是斯堪的纳维亚男人生活中至关

重要的核心。只有这样，才会被族人视为功业有成者而受到尊重［２５］。个人声誉比

起家族声誉对于个人来说更为重要。

另一方面，“维京人”的商贸能力早就凸显。和中国固守土地、辛勤耕作的农民

不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商贸市场扩展的速度要远大于村落城镇［２６］，而他们进行

商贸的范围也大大超过了斯堪的纳维亚范围。

即使在１１世纪维京时代结束，“维京人”的喜好冒险和商贸的精神仍然存在于

现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人的身上。

（四）不同历史的影响

上文从朝代更迭、疆域变化，民族的单一性以及内陆农业与海上商贸三个方面

对中国和丹麦的历史进行了大致梳理和比较，由此可得到下表：

国家

朝代与疆域

民　　族

最初生活方式

中国　朝代更迭，疆域稳定　多元一体，多迁移，多融合

平原农业，“乡民”

丹麦　王室恒定，疆域反复

本土单一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种，极少迁移

融合

海上商贸掠夺，

“维京人”

　　由此分析得到，不同历史可能造成的民众性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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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朝代与疆域

民族

最初的生活方式

中国　对疆域认知强于王朝

包容地看待各民族

保守，重视土地资本，重家族亲属

荣誉，交流倾向对内

丹麦　对王室认知强于疆域

单一的民族认同感，排他

冒险，重视金银资本，重个人荣

誉，交流更开放对外

　　经过比较，我们可推知，由于中国民众对疆域大小更为敏感，重视土地，并且对

其他隶属于“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并没有排斥感，因而对待在国际舆论中尚存争

议的土地，更易于将其划归为“疆域和领土”问题；而自古就有的疆域认知和家族认

知，使得中国民众更倾向于将国家看作一个大家族，并要求领土问题符合整个家族

的利益，至于该土地上生活的大多原住民是否为汉族这一事实，则丝毫不在意。故

而会坚持中国领土不可被分割，维护国家统一。

而丹麦对王室历来的尊崇，使其将王室的权威放在极高的地位，不服从王权即

可将其划归为“非我族类”。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使得在丹麦本土民众心中，格陵

兰岛本身就是另类的存在。再加上对个人地位的尊重［２７］，丹麦人更乐意将这个问

题交由格陵兰岛上的民众进行讨论，而非自己要求格陵兰不得脱离丹麦独立。

三、宗教对民众领土观念的影响

（一）定义中国与丹麦的宗教

自从青齿王哈拉尔德即位，丹麦人成为基督徒以来［２８］，基督教成为丹麦国教

已有千年历史。最新数据显示，９８％的丹麦人信仰基督教（含新教各教派和天主

教）［２９］。

但和丹麦相比，中国并没有统一的、诸如西方基督教一般的宗教存在，当然不

乏亨廷顿、韦伯等学者提出“儒教”的概念，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是统一

的、普世性的宗教，即“儒教”。如海外中国研究的知名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

其现代命运》中，认为在中国基督教未能替代没落的儒教。这显然是将儒家思想作

为宗教与基督教相提并论。

然而在很多中国学者，诸如梁漱溟、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等看来，儒家思想

并非宗教。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明确提出“周孔教化非宗教”［３０］

，但他又同

时提出，“中国以道德代宗教”［３１］。这便明确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而唐君毅

和牟宗三等学者也都认同这一观点［３２］。

由此，本文在探讨宗教对中国民众观念形成的影响时，将儒家思想作为类宗教

的存在与丹麦国教基督教（以新教为主）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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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学术（第三辑）

（二）宗教对民众观念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在跨文化传播中，宗教是被当作世界观进行考察的。Ｓａｍｏｖａｒ认为宗教提供

给人们认同感和生活方向［３３］。而Ｓａｔｏｓｈｉ　Ｉｓｈｉｉ等三位学者将宗教世界观作为世界

观的一类，并认为即使是最抵制宗教的人也在无时无刻地受到宗教遗留下来的文

化的影响［３４］。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明确提出“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

岭”［３５］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相差并不大，只是在

西方以基督教为中心、在中国以周孔教化（即儒家思想）为中心之后，双方发展才迥

然不同。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从“文化的阐释”的角度理解宗教，他认

为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系统。宗教由互相结合、互相强调的世界观和精神特质

组成。人们对什么是真实的，存在什么样的神等问题有一套自己的信仰（也就是他

们的世界观），这些信仰支持着他们的一套道德价值观和情感体系（也就是他们的

精神特质），而这些东西又在人们的生活中引导他们，从而确认他们的信仰［３６］。由

这种观点出发，宗教通过对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塑造进一步影响了人们对其他

事物的看法。

四、儒家思想与基督教对民众领土观念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类宗教性使其可与基督教进行比较，而在韦伯看来，二者都并非出

没在乡间的传统宗教，相反是成熟了的世界性宗教［３７］。

（一）氏族生活与集团生活

韦伯在讨论宗教与世界的关系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基督新教的伦理的、禁

欲的各教派的伟大成就，即在于打断氏族的纽带，随之建立起优越的信仰共同体与

伦理性的生活样式的共同体，而对立于血缘共同体，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家庭相

对立［３８］。

梁漱溟先生也曾比较中西宗教的不同，明确提出基督教的集团生活与中国的

氏族生活大不相同。在集团生活中，个人隶属团体，团体直辖个人；在此团体中每

个个人都平等［３９］。由此维持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并非是儒家思想中

强调的血缘，而是宗教团体的教义，因而在此之下，个人更关注自身是否遵循教义，

而非自身与他人的关系。

而中国则一向以家庭为核心［４０］，深刻地体现了氏族的凝聚性。正如儒家的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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悌力田思想，“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长，慈者所以事众”，则是从家族方面对人

在道德方面的要求。至于儒家思想中的周孔礼教、宗法制度本就是将家庭、社会、

道德、宗教合一。古代中国的国君立嫡立长制，亦是宗族里的秩序。

《礼记·祭统》中就有“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义一也，上则顺于鬼

神，外则顺于君长”。《论语》中亦有“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天子被当作是宗法制度中地位

最高的宗子，臣民忠君，也是出于氏族内要求的孝悌之情，“人人同有之自然孝悌之

情，皆为支持此宗法之社会制度及政治统系者”［４１］。

因而除去农业经济等客观因素，中国的家庭伦理道德在儒家思想中进一步被

强化，儒家思想的家庭与社会、国家等各方面紧密相连，用家庭的道德条件去维持

大则天下小则地方的关系，每个人并非以个人身份存在，而是隶属某个氏族。

（二）秩序性与个人性

这点与上一点紧密相连。韦伯在总结各宗教的特点时，曾将儒教概括为：“儒

教，是维持现世秩序的官僚”，“基督教是流浪的职工”。在以家庭伦理为基础而构

建的儒家思想，本身就对秩序性有强烈的要求。这由儒家推崇的“周礼”可见。周

武王时所作的《洪范》中的“九畴”，就明确列出“皇极”的要求，即政治管理的基本法

则。其中，一个方面是统治者应当遵从的原则，另一个方面是被统治者应当遵从的

规范［４２］。除此之外，还从贵族丧祭、学校等不同方面规定秩序。因而“周礼”不仅

仅是文化意义上的教养，更是社会意义上的秩序［４３］。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秩序性是中国人生活极其重要的一方面，而这又是和氏族

生活的特点紧密相关的。有学者认为，中国与西方有一个根本不同点：西方认为个

人与社会为两个对立之本体，而在中国则以家庭为社会生活的中心［４４］。

基督教自身教义就是个人对神的，家庭的意义仅存在于“十诫”要求的个人美

德中。但在其他方面，个人的自由性和人人平等性却俯拾皆是。基督教的平等思

想源自两大教义，一是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二是所有的人生来就是有罪

的［４５］。这两点直接否定了儒家思想中对于尊卑长幼次序的界定和对社会秩序的

要求。

因而在这一点上，儒家思想与基督教几乎是完全对立的。

（三）“天下”与“民族国家”

中国人对于“国家”概念的清晰也不过近几百年，因为贯穿儒家思想的是“天

下”而非“国家”。从政治理念上来说，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也因此有所不同。美国知

名的中国研究学者列文森曾说，如果“天下”意味着某些固定的准则，亦即一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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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学术（第三辑）

的、被从孟子到顾炎武以来的所有儒家所认可的文明理想的话，那么，自由选择和

实用主义准则则意味着对“天下”观念的否定［４６］。

家庭和氏族是儒家思想的论说基础，而“天下”则是儒家思想关注的另一重点。

“天下”是儒家思想的政治世界观的体现，“天下”概念要大于“国”与“家”。而在西

方社会，基督教中强调的是个人，之后是个人所生活的集团，再之后才是国家。梁

漱溟先生曾论述说，在西洋人的意识生活中，最占位置者为个人与团体两级；而在

中国人的意识生活中则为家庭与天下两级［４７］。

儒家思想中的“天下”观模糊了国家与国家、国家与社会的界线，这样的“天下”

遵循着一定的秩序，是需要和平而非战乱，平“天下”亦应是每个人的责任。“天下”

应是四海之内最理想的政治环境，无所谓国的区别，而更在于整个天下秩序的维持

和稳定。

民族国家则是建立在人们自由选择的基础上，人人生而平等与政治权利上的

自由，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基础，亦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宣传的理念。这样的国

家，民众的个人意志最重要，每个人的私人事务也最重要；不强调个人应该为国家

的和平负多大责任，更无所谓个人应为整个世界的秩序与和平而努力。

（四）不同宗教下的领土观念

有关宗教的讨论众多，通过以上仅选取的三个方面对类宗教的儒家思想和基

督教进行比较，我们可知：

宗教

生活方式

个人角色

政治理念

儒家思想

氏族、血缘

强调秩序，规定长幼

尊卑

“天下”观，模糊国家界线，强调个人

责任

基督教（新教）

集团、个人

强调个人自由选择、

平等

“民族国家”，国家与个人分开，强调个

人意志，实用主义

　　由此分析中国和丹麦在不同宗教影响下民众的领土观念差异为：

国家

生活方式

个人角色

政治理念

中国

重血脉联系，为“华夏子孙”

即为一家人

国家等同大宗族，地方服从

国家利益，忠于整体

关注天下政治和本国政治，表

达政治意愿强烈

丹麦　重个人利益

地方可自由选择

更关注自身

　　如表中所示，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习惯性地将国家看作家族，而氏族内的秩

序性要求也随之延承，地方需严格遵从国家旨意和利益；而由于血统性在中国民众

观念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氏族与国家、社会混为一体，用血缘关系来区别国家所属，

因而同属华夏子孙，同为中华民族一员，作为大家族，自然不能放弃任何一分子。

再加上儒家思想中强烈的“天下”观，中国民众对世界政治关注更多，因而表达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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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陵兰谈起：对领土观念在对外传播中作用的考察

政治愿望也更强烈。在领土问题上，就很容易出现强烈一致的呼声，认为同是华夏

子孙，无论谁都不应离开大家族，这也是国家秩序的要求。

而对于丹麦来说，深受基督教中所传播的人人平等和自由选择思想的影响，个

人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地方的利益并不比一国的利益地位更低，

地方的决定要由居住在当地的居民来决定，因为只有当地居民有权利表达个人意

志，而这些需要理应得到尊重。在考虑整体问题上，丹麦人也会更倾向于从自身利

益出发，而非像中国民众习惯性的“天下”视角。

五、对外传播的现实意义

通过上文的比较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和丹麦两国民众在看待领土问题

上角度的不同，因而在对外传播中就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一）对外传播的困境

高质量的对外传播对于先进国家和社会来说都十分重要。在传播过程中，受

众并非是被动的接收信息者，受众会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来对信息进

行诠释，因而很可能会造成对信息的误读，或者传播者无法达到设想的传播效果。

在对中国对外传播的讨论中，很多学者关注对外宣传的硬件问题，诸如全球化

的媒体中限于经济实力，中国媒体声音偏小，也关注对外宣传的人物和目标，然而

对于对外传播的技巧和方法讨论不多。

有学者对美国之音的报道策略进行探究，比较分析了美国之音在“二战”、“冷

战”等不同阶段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效果，得出“对外传播应该在利用本国强势文化吸

引力的基础上，采用灵活的、具有隐蔽性手段的报道策略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听众，最

大程度地争取人心”［４８］。这就是说，在对外传播中要研究受众的心理，了解受众所在

地的文化背景，了解其思维方式，从而进行有的放矢的传播。成功的对外传播应该

以受众为本位，摆脱明显的主观倾向，避免将己方观点说教式地强加于人。

现今全球各国之间联系加强，一国的地位不仅取决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也

取决于包括外交手段、国际声誉等在内的软实力。而一国声誉并非由政治家来认

定，更多的是依靠大众传媒和民众认知。因而一些牵涉到国家主权的国内问题，纵

然不许他人置喙，但处理国内问题的方式和后果经由大众媒介传播，在他国民众心

中亦构成了此国的国家形象。因而任何可能牵涉到国家形象的事件，在对外传播

过程中都要注意受众心理和传播效果问题。

（二）领土问题上的“设身处地”传播

领土问题固然属于国内主权问题，但随着现今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界线

６３２

华中学术（第三辑）

的模糊，领土问题极易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国家形象具有影响力的事件。以

往在领土问题上，我国对外口径一致，一再强调该土地属于中国的历史性和正统

性。这样的传播角度显然受到我国的历史背景和儒家思想的影响。

然而深受基督教和自身历史影响的丹麦民众，对于中国民众在领土问题上的

坚持却难以理解，对于中国政府的对外传播口径也很难表示支持。他们认为，当地

居民有权决定自己地区的归属问题，其意志应该受到尊重，而非受制于另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意志。再加上他们本身对该土地情况了解甚少，更容易倾向于处于话题

中心的领土上某些支持独立的党派的声明，“当地人决定当地发展”。

在事先认知已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如果此时继续一味按照己方的理解向外

传播决不允许他人分裂国家、某土地独立的理由，说服力较之对国内传播要打

折扣。

因而，根据丹麦民众的认知心理，本文建议，在领土问题上进行对外传播时应

寻求共同的价值观。譬如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彰显国家求和平的态度就极为

重要，易获得国际舆论的普遍支持。

但在论述“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理由时，本文认为应弱化“历史”因

素，强化民众意愿因素。亦即应从强调希望统一的当地民众的意愿角度进行传播，

树立国家尊重民众意志的形象，突出统一的国家是民心所向。当然，对外传播亦应

实事求是，不可散布假消息，否则将极大地破坏国家形象和之前的传播努力。因而

应在国家政府深入当地民众宣传统一政策，树立良好国家形象，使得当地民众趋向

统一的情况下，灵活运用传播技巧，为维护统一造势。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与台

湾地区接触，并推动各种政策，加强两岸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从而使得两

岸关系愈发紧密。譬如２００８年台商在大陆投资上限放宽，这使得当地民众经济利

益同大陆愈发紧密绑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料想，更多的台湾民众将意识到为

了以后的更好发展，与“独立”、恶化两岸关系相比，他们将选择贴近大陆、支持统

一。在国家政府对外传播中突出这样的意愿，则可为论述国家立场提供更易为其

他西方国家所接受的证据和理由。

六、总结

探求涉及中国领土问题的对外传播技巧是本文研究的重要目的。传播受众由

于各自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的不同，对同一信息的理解亦可能有所偏差，致使传播

的预定目标无法达成。因而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受众心理和思维方式的研究显

得尤为重要。

７３２

从格陵兰谈起：对领土观念在对外传播中作用的考察

本文从历史和宗教的角度出发，通过比较分析丹麦民众对格陵兰岛的态度和

中国民众对国内土地的态度的不同，试图找寻丹麦民众和中国民众在领土观念上

的认知差别。本文认为，从历史角度来说，丹麦民众强烈的王室认知而非疆域认

知，其单一的民族认同感以及冒险开放的天性和对个人荣誉的推崇，使其对待格

陵兰岛的态度更为疏离，而中国更注重疆域土地的大小、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以

及保守、重视家族的传统，则使中国大陆民众将每一分土地的地位看得更重要；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丹麦基督教对个人自身利益的关注和平等性的倡导，使其倾

向于由本地居民决定本地事务，而中国儒家思想将国家看作宗族，重视血缘，强

调秩序礼制，而更倾向于将每块区域看作是宗族一分子，其理应服从大宗族即国

家的整体利益。

经过上述比较讨论得出的两国民众看待领土问题时的关注点，应用于现实的

对外传播中，则要求努力寻求与受众共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灵活传播。具体

来说，即在论述某领土“属于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合理性原因上，弱化历史背景

和血缘因素，在和当地加强联系并深化感情之时，辅以强调当地民众个人意志是支

持统一的。

由于材料收集和时间等因素限制，笔者未能实地取得中国和丹麦民众各自领

土观念的相应具体数据，而仅仅是从现象入手进行讨论分析。在文章分析的过程

中，也仅仅选取了历史和宗教的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正如文中所提到的，无论历史

还是宗教都是极大的课题，无数学者分别对其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而本文只是

从较突出的方面入手，而未能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比较。此外，影响两国民众领土

观念的也不仅限于历史和宗教，诸如语言文字、经济构成、政治制度等因素也在无

时无刻地塑造着人们的认知和理念，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讨论。

注释：

［１］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Ｄａｖｉｄ　Ｇ，Ｍａｒｋ　Ｎｕｔｔａｌ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Ａｒｃｔ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４，ｐ．３５．

［２］参见［美］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刘利群译，北

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３４～１３８页。“二战”期间德国针对英国进行宣传的著名案例Ｌｏｒｄ

Ｈａｗ－Ｈａｗ便是巧妙利用英国民众心理，增强自身传播效果。美国之音对意大利的宣传亦被日

本人看作是意大利失败的原因之一。

［３］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

版社，１９９８年。此处分类借鉴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文明冲突”

论，“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儒家）文

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非洲

８３２

华中学术（第三辑）

文明。

［４］Ｌａｒｒｙ　Ａ．Ｓａｍｏｖａ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Ｐｏｒ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Ｆｉｆ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２４页。

［５］Ｌａｒｒｙ　Ａ．Ｓａｍｏｖａ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Ｐｏｒ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Ｆｉｆ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２９页。

［６］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０页。

［７］Ｄａｎ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Ｄｅｎｍａｒｋ，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Ｄａｎｉｓｈ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９９６，ｐｐ．１３－１４．

［８］Ｐｅｔｅｒ　Ｓａｗｙｅｒ．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ｋｉｎｇ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１５６．

［９］Ｄａｎ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Ｄｅｎｍａｒｋ，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Ｄａｎｉｓｈ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９９６，ｐ．５２１．

［１０］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３０６页。

［１１］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１５页。

［１２］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３０７页。

［１３］Ｄａｎ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Ｄｅｎｍａｒｋ，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Ｄａｎｉｓｈ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９９６，ｐ．１０．

［１４］［丹］帕利·劳林：《丹麦王国史》，华中师范学院《丹麦王国史》翻译组译，武汉：湖北

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第２２页。

［１５］［美］戴尔 · 布朗：《北欧海盗———来自北方的入侵者》，金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２３页。

［１６］吴聪贤：《现代化过程中农民性格之蜕变》，李亦园、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性格》，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８３页。

［１７］吴聪贤：《现代化过程中农民性格之蜕变》，李亦园、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性格》，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８０页。

［１８］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１～

３２页。

［１９］吴聪贤：《现代化过程中农民性格之蜕变》，李亦园、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性格》，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８４页。

［２０］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１页。

［２１］［英］理查德·Ｄ·刘易斯：《文化的冲突与共融》，关世杰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３１７页。

［２２］［美］戴尔 · 布朗：《北欧海盗———来自北方的入侵者》，金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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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陵兰谈起：对领土观念在对外传播中作用的考察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２页。

［２３］参见　Ｃｏｌｌｅｅｎ　Ｂａｔｅｙ，ｅｔ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ｋ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ａｍｅｓ

Ｇｒａｈａｍ－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Ａｎｄｒｏｍｅｄａ　Ｏｘｆｏｒ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９９４，ｐ．１８．现今丹麦有６４％的土地用作耕地，

但事实上，直到中世纪结束之时，丹麦仍然被大片落叶林、沼泽湿地、草地覆盖。

［２４］［美］戴尔 · 布朗：《北欧海盗———来自北方的入侵者》，金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页。

［２５］［美］戴尔 · 布朗：《北欧海盗———来自北方的入侵者》，金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２页。

［２６］Ｃｏｌｌｅｅｎ　Ｂａｔｅｙ，ｅｔ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ｋ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ａｍｅｓ　Ｇｒａｈａｍ－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Ａｎｄｒｏｍｅｄａ　Ｏｘｆｏｒ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９９４，ｐ．８５．

［２７］［英］理查德·Ｄ·刘易斯：《文化的冲突与共融》，关世杰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２３９页。

［２８］［丹］帕利·劳林：《丹麦王国史》，华中师范学院《丹麦王国史》翻译组译，武汉：湖北

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第８６页。

［２９］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２００８—Ｄｅｎｍａｒｋ，Ｌｏｎｄ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５月１５日］ｗｗｗ．ｅｉｕ．ｃｏｍ．

［３０］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９２页。

［３１］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９４页。

［３２］郑家栋：《当代新儒学史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１２页。

［３３］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８７页。

［３４］Ｌａｒｒｙ　Ａ．Ｓａｍｏｖａ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Ｐｏｒ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　Ｒｅａｄｅｒ．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３２．Ｓａｔｏｓｈｉ　Ｉｓｈｉｉ，Ｄｏｎａｌｄ

Ｋｌｏｐｆ，Ｐｅｇｇｙ　Ｃｏｏｋｅ，Ｏｕｒ　Ｌｏｃ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５］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４６页。

［３６］［美］包尔丹：《宗教的七种理论》，陶飞亚、刘义、钮圣妮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３５５页。

［３７］［美］包尔丹：《宗教的七种理论》，陶飞亚、刘义、钮圣妮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３４３页。

［３８］［德］韦伯：《韦伯作品集Ｖ———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２０页。

［３９］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５７页。

０４２

华中学术（第三辑）

［４０］庄泽轩、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年，第５６０页。

［４１］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２页。

［４２］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２０４页。

［４３］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２６０页。

［４４］庄泽轩、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年，第５６０页。

［４５］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５３页。

［４６］［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８８页。

［４７］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１４６页。

［４８］孙海东：《“要有更响亮而不刺耳的声音”———美国之音报道对我报道策略的启示》，蔡

帼芬主编：《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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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陵兰谈起：对领土观念在对外传播中作用的考察